近年来每当触及工资低迷议题，评论矛头往往指向机器人抢走工作。这种论调俨然已蔚为常识，进而影响政策措施，比方说提倡“全民基本收入”的运动，就是因为认定工作只会愈来愈稀少、机器人接掌经济的末日灾难将至。
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驳斥这种论调并非事实。他在15日纽约时报专栏撰文指出，回顾过去40年来，美国劳工之所以遭受工作流失和工资低落，最主要因素不是自动化，而是与政治和权力更有关系。
先界定何谓“机器人”（robot）。机器人外观未必像电影“星际大战”里的人形机器人C-3PO，克鲁曼说，从经济观点来看，凡是“能运用科技完成先前人工工作”之物，都可称为机器人。
就这个定义而论，机器人改造经济已长达数世纪之久。早在1821年，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David Ricardo）就已撰文探讨机械带来的破坏性效应。
露天采矿和山顶移平等技术促成煤矿开采彻底转型，导致1950年至2000年煤矿生产几乎倍增，但采煤机械化也导致煤矿工从47万人降到如今不到8万人。码头装卸工曾活跃各大港市，但随着货运货柜化，1970年代迄今全球贸易激增的同时，从事“船货处理”的美国劳工数已锐减三分之二。
由此看来，科技带来的破坏性效应并不是新的现象。话虽如此，自动化取代人力的趋势是否正在加速？克鲁曼表示，从数据研判，并没有。若是机器人正大量取代劳工，剩余劳工每人的生产的东西数量（即劳工生产力）理应飙升才对；事实上，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中期的生产力增幅，远大于2000年代中期至今的增幅。
克鲁曼指出，科技带来改变是旧闻，新的发展是：劳工未能分享到科技进步的果实。
科技进步的过程总是有受害者，煤矿业就业人数下降已重创许多家庭，许多工作一去而不复返，港市劳力工作流失助长1970年代和1980年代美国都市社会危机。但之前生产力提升通常会转化为大多数劳工的工资上涨，直到1970年代后这种关联性才被打破。这可不是机器人的错。
那是谁的错？克鲁曼说，愈来愈多经济学家认为，造成工资停滞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劳工议价力式微，而这是肇因于政治因素。
他指出，过去50年来，劳工生产力激增150%，但经通膨调整的美国联邦最低工资却下降三分之一。为何分歧这么大？显然是政治因素使然。
克鲁曼解释，工会式微，从1973年美国民间企业劳工有25%是工会劳工，到如今降到只有6%，反映美国政治环境对劳工筹组工会敌意甚深，对雇主却很友善。
工会式微已造成巨大影响。以卡车货运业为例，卡车司机昔日是待遇好的工作，但现在酬劳比1970年代缩水三分之一，而且工作条件恶劣。去工会化（de-unionization）是主因。
克鲁曼认为，现在所谓“机器人末日”（robot apocalypse）之说，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伎俩——避免正视美国现行制度被操弄成不利劳工的问题。这跟借由大谈“技能缺口”（skills gap），企图转移各界对烂政策导致失业人数居高不下的注意，如出一辙。
他呼吁进步改革人士不应陷入这种看似理所当然的宿命论思维。劳工有能力、也应该获得更好的待遇；若是没有，应该责怪政治领导人，不要错怪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