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没有校歌 却有鸿鹄之志

“什么叫先驱者呢？当几万万同胞还生活在当下的时候，他们在思考这个民族的未来。”在刘震云看来，没有校歌的北大，仍是有魂灵的，这个魂灵即“黑暗中没有火炬，我只有燃烧自己”。

文 崔一凡

编辑 何吾

图 视觉中国

1988年，24岁的孔庆东还是北大中文系研究生，住在燕园西南隅的47楼2072室。正值北大90周年校庆，学校宣传部决定，举办一次向全校征集校歌歌词的活动。

写歌其实是写情怀，将北大的光荣历史高度凝练。孔庆东利用琐碎时间写了一份歌词，最终入围。

“巍巍北大，浩浩北大。红楼点燃真理的火炬，燕园放射青春的光华。未名湖畔会群英，晴波映高塔。北大，北大，魂系中华！”

30年前那次北大校歌歌词比赛，共遴选出了包括孔庆东在内的5名优秀奖，以及20名鼓励奖。孔庆东的歌词后经著名作曲家王立平谱曲，多次在校广播台播放，然而，最终也并未成为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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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从未有过校歌。

孔庆东还记得，北大90校庆校歌征集的座谈会上，师生达成共识：北大的校歌应是自下而上的、被众人“唱”出来而不是“定”下来的，应当在自然流传中获得认可。

这个共识的基础，在百年之前就打下了。

1917年，正值北大建校二十周年，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北大国文系教授吴梅，为校庆作曲一首。这首歌，后来刊载在《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上，以及1920年12月17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因为刊登时使用了“北京大学校歌”这个名字，所以一度被传是北大校歌。

1921年11月，北大专门开会做出决议：不承认二十周年纪念歌为本校校歌。“本校暂不制校歌。”

吴梅是著名的昆曲家，所做纪念歌，也是一支格律谨严的昆曲清曲。歌词中有：“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

这也是吴梅的真情所在。民国初期，昆曲处于衰落期，而北大是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引领风气之先。然而，蔡元培先是邀请吴梅赴北大任教，继而又邀他为北大作校庆纪念歌，这是一个创举，却也不免遭到非议。

这大概是吴梅在纪念歌中写出“喜此时幸遇先生蔡”这句感人至深字句的原因。

新文化运动前，北京大学缺乏学术研究空气，不少学生以上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1916年末，前翰林院编修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当时的《中华新报》发专电欢呼：“蔡孑民先生于（12月）21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

1918年6月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第二次毕业生与老师在北大办公处门前合影。前排左起第五人为蔡元培，第六人为陈独秀，第七人为梁漱溟；二排左起第四人为冯友兰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廓清校园，定下“以研究学术为天职”的基调。他认为，“北大者，为囊括大典，保罗万众之最高学府”，“无论何种学派……听他们自由发展”。

不过，他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文告以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他只发了一个通告：兹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

1915年入学的哲学系学生冯友兰在回忆文章中说：“当时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

当时的北大，正如吴梅在歌词中所写的那样：“数分科，有东西秘文；论同堂，尽南北儒珍。”国学大师黄侃在这厢畅谈魏晋文学，钱玄同却在隔壁教学生白话文，李大钊和陈独秀在课堂上讲马克思主义，一位北大图书馆管理员常去听，后来二人才知道，他叫毛泽东。

冯友兰后来回忆蔡元培这些举措的含义：“从他的用人开课这些措施中间，学生们逐渐懂得了，原来北京大学毕业并不等于科举时代的进士；学术并不是做官向上爬的梯子，学术就是学术。为什么研究学术呢？一不是为做官，二不是为发财，为的是求真理。”

直到今天，每当人们对北大和高等教育有失望和不满，蔡先生的名字仍然会被充满敬意地提及。百廿校庆前的两个月，燕园内蔡元培铜像前，慕名者送上的鲜花尤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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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孔庆东认为，吴梅所作的纪念歌，过于柔美，而“校歌需大气、优美、通俗”。

他推崇冼星海所作的抗日延安军政大学校歌，有一种昂扬向上的气质。孔庆东说，从校歌中的表达就能看出，“国家是延安抗大这伙人的”。

抗战开始后，平津相继失陷，北大、清华与南开大学撤往后方，几经辗转，至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教室旧址

冯友兰此时已经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西南联大组建后，他担任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金岳霖曾对冯友兰的小女儿宗璞讲起冯友兰随校从武汉搬到昆明的趣事：一天，汽车经过边境凭祥的城门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照办，唯独冯友兰听了这话，“便开始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有考虑完，已经骨折了。”

冯友兰本人也撰文记述过西南联大的生活。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经费不足的战争后方，师生皆想尽办法讨生活。

即便如此，教学仍在坚持。冯友兰回忆，后来的北大校长周培源住得远，离联大新校舍有四十里，公共交通不便，为了上课，周培源只好自己养了一匹马，每天骑马来到教室跟前，把马一系，就进了教室。

1938年10月6日，西南联大决定成立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聘请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为委员，冯友兰为主席。联大校歌《满江红》随后诞生。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逐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2015年4月18日，北京，刘劲朗读《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

“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是我作的……”冯友兰在《为学自述》中写道，“这个歌词，也表示了‘贞下起元’的意思。”

但也有人提出异议，说这首歌出自同为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成员的罗庸教授之手。

罗庸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和国学家，时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他为人谦儒，声音洪亮，讲课引人入胜，又富于风趣。

有学生记述罗庸讲课的情景：他先站在讲台上讲，忽然走下来靠近木格子的窗口，用右手遮著眉毛作外眺状，凝神，一会儿说：“你们看，那远处就是长安，就是终南山……”好像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大唐帝国京城就在窗外下边。罗先生自己仿佛就是杜甫，把诗人在长安慈恩寺塔上所见所闻所感深沉地一一传达出来；用声音，用眼神，用手势，把在高塔向东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见的远近景物仔细重新描绘出来。

《满江红》校歌到底为谁所作，已成为西南联大历史上的一桩公案，无从考证。但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北迁后，在由冯友兰撰文、罗庸手书，闻一多篆刻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将这首校歌定义为预言、鼓励联合大学功的象征，并改歌词为铭文，以作纪念。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内的西南联大校歌壁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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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北大迁入原燕京大学校址燕园。《燕园情》便诞生于此时。

这首歌的词作者周保平，资料罕见，只知是一位北大校友，倒是后来为此歌谱曲的孟卫东更有名。他以创作了《新闻联播》的开头曲而闻名，又因创作了《同一首歌》广为人知。

然而《燕园情》50年后才真正在燕园唱响。尤其是21世纪后，开学、毕业等正式场合，《燕园情》成为出现最多的歌曲。一位北大合唱团成员回忆：“燕园情……大约是我在合唱团四年唱过最多的曲子，每次音乐会必唱，每次合唱团腐败后唱歌也要唱，每次石舫送毕业生也会唱……

歌的背后是胸怀和大爱。即使在21世纪，也有人写过新的歌颂北大的歌曲，因词句浅白，在自然选择中被淘汰。主动为北大写歌的学生越来越少，每年的“129”大合唱，北大都鼓励学生原创歌曲，但多数时候，《燕园情》仍是首选曲目。

《燕园情》先写红楼：“红楼飞雪，一时英杰，先哲曾书写，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再写西南联大：“忆昔长别，阳关千叠，狂歌曾竞夜，收拾山河待百年约。”最后写燕园：“燕园情，千千结，问少年心事，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

北京大学校合唱团演唱版《燕园情》视频截图

《燕园情》诞生的1952年，正是中国高等教育院系调整时期。为集中优势力量打造北大哲学系，几乎全国的哲学教授都进了北大，清华哲学系更是整体调整到北大，冯友兰也因此迁入燕南园54号。

6年后，住在燕南园57号的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见54号狭窄，冯友兰家有四个孩子，人多拥挤，便和冯友兰对换了住所。冯友兰将57号取名“三松堂”。

1966年夏，一队红卫兵一路喊著“打倒冯友兰”的口号，径直来到三松堂将房屋查封。不过，冯家还可暂时居住，只是又有五户人家搬进同住。江隆基最初对冯友兰的善意，无法保全了。

鲜有人知的是，北大曾在陕西汉中建过一所分校。因是1965年3月开始建设，所以又叫“北大653分校”。

这个别称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653分校是当时支援三线建设的一部分，在秦岭南麓扎根了12年，一大批北大的学生和老师在这里开展核技术研究，许多著名学者都参与了建设，包括当时的校长周培源和后来的校长陈佳洱。

多年后，北大经济学副教授苏剑在回忆文章中讲起这段故事说，“当年北大人就在那样偏僻的地方，不顾那么严重的核污染，开展了中国的核研究，这就是理想主义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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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国忧民就像是弥漫在北大的传染病，尽管有人抵抗力很强，但感染率还是相当高。”许秋汉在文章中写。

许秋汉如今是《博物》杂志主编，生于七十年代，成长于八十年代，1991年考入北京大学。

高中时期，他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听到几位只比自己大几岁的北大学生的演讲。这种震撼，直接指引他在高考志愿中填写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许秋汉上大一时的一晚，夜深无睡意，心中有波澜，静坐未名湖边，湖水如镜，灯火阑珊，万籁俱寂，只有鱼儿冒泡、跃水的声音不时入耳。

灵感突然降临，水中的鱼儿化作一个个诗人，在他眼前荡漾开来。“未名湖是个海洋，诗人都藏在水底。灵魂们都是一条鱼，也会从水面跃起……”

这首后来定名为《未名湖是个海洋》的校园歌曲，成为上世纪90年代北大最流行的歌曲。许秋汉说，这首歌有多个版本，每次唱时都有所演绎、调整，才成今日样貌，所以这首“不是写出来的，是唱出来的”。

北大未名湖畔

据说，《未名湖是个海洋》刚诞生时，并没有那么受欢迎。许秋汉回忆，他在北大唱歌时经常被轰下台去。但他认为，起哄曾是北大讲堂最可贵的传统。传说当年崔健到北大“大饭堂”演出，音响效果不好，崔健被台下的起哄声搞得灰头土脸。崔健不信邪，又去北大演唱。这次换了音响，台下的学生听得心潮澎湃，站在桌子上跳舞。

在北大度过了“狂歌曾竞夜”的八十年代的孔庆东，印象最深的歌曲也是《未名湖是海洋》。后来孔庆东开博客，便以此歌名为博客名。他认为，这是一首能代表八十年代北大气质的歌。在接受校园记者的采访中，孔庆东描述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

经过十年文革的压抑，思想的防洪堤被捅开了一个小口，在大学校园里更一发不可收拾。

文学全面复苏，诗歌得到“荆棘花冠”的美誉，难以想像的狂热在校园内外蔓延。在校园外的朗诵会上，北岛、顾城因为人们的蜂拥不得不躲进厕所，翻窗而逃；李泽厚和刘再复的美学演讲，因听众太多被掀翻了桌子；海子、骆一禾和西川被称为北大的诗人“三剑客”，诗人们总在晚上游荡，一个人找到另一个人，又找到无数人，从北大走到清华，再走到地质学院和钢铁学院，一路畅谈，彻夜无眠。

北京大学校园

到许秋汉读书时，这种传统仍然延续，许也常参与其中，他们在草坪上三五成群，怀抱吉他，点亮烛火，抚琴轻吟或引吭高歌，五月初天气爽朗，校园中星星点点，这是留给他印象最深的大学回忆。

许秋汉说，那时的北大就像秦岭和横断山区，物种多样，各得其乐，是繁荣蓬勃的生态原生地，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和多种文化撞击产生的星光，学生中也无一定之规，许多流浪诗人、学者、艺术家常到北大去蹭吃蹭住，还有不少外地学生，也租住在北大校门外，每日到校园里去蹭课。他自己也是一副放荡不羁的形象，时而长发，时而光头，他看电影《笑傲江湖》时，听到《沧海一声笑》，大为震动，当即用圆珠笔把歌词抄在了裤子上。

各种学说与思想也在这里集结。比如，6个致力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学者，于1994年在北大朗润园成立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研究、介绍、推行西方经济学理论为使命。在意识形态仍较为敏感的时期，这个决定是由当时北大校长吴树青亲自拍板签字的。

这批主研“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大多有留洋背景，名誉院长是1987年从台湾回到大陆的林毅夫，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易纲那时刚从美国归来，后来谈起这段故事，他坦言自己很幸运，“看见鸡蛋孵出小鸡”。

之后的二十多年中，国发院是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的重要参与者。从农村土地改革，国企改革，到电信改革，再到医改、城镇化方案，每次中国经济的“顶层设计”，都能在朗润园中看出些许端倪。

国发院教授汪丁丁曾形容说，君子和而不同，各抒己见，享受知识带来的纯真乐趣。林毅夫和张维迎的学术论战持续多年，虽无定论，却颇显北大兼容并包之遗风。

2015年12月18日，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

然而，许秋汉毕业时，诗人已去，歌手成名，北大开始推行严格的门禁措施，校园里的“三教九流”渐渐少了。多年以后，孔庆东回忆说：“（《未名湖是个海洋》）这首歌唱的感伤、追忆，这些东西都在慢慢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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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秋汉毕业多年后，未名湖畔的歌声换了曲调，年轻人唱起《青春大概》。

“在遗忘中不舍，醉醒交错，青春大概如你所说。在花落时结果，期望很多，青春大概都这样过。”写下这首歌的2008年，北大法律系学生彭錞正准备与四年大学生活告别。

1998年百年校庆后的北大，是发展最迅速的时期。

随着985计划的启动，北大以中国高校教育改革领头羊的身份，获得了巨额的办学经费，以及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决心。

时任校长许智宏多次提到，他刚上任时，北大师生教学生活条件极为寒酸，宿舍、教室、餐厅都极为破旧，许多文科教师连办公室都没有，“心里很不是滋味”。北大随后开始了宿舍楼、教学楼的改扩建工程，校园面貌变化之外，让不少北大校友感慨“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备受争议的人事制度改革也随后展开。虽然在最初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和质疑，但随着归国教授和学科带头人的不断增多，科研实力、论文发表数和国际排名的不断提升，这个曾被强烈反对的新制度，已渐渐被人接受。

1998年5月8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国学大师季羡林与大学生合照

不过，这也是北大最被人争议的时期。

北大毕业生许知远在一篇名为《走向封闭的北大精神》中写道，“北大在突然到来的全国性商业浪潮前慌乱不堪。拆了南墙，不是为了以大学独特的精神影响社会，而是变成了社会风尚的俘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所学校的真正骄傲似乎变成了一家叫北大方正的公司，在南门外的北大资源楼里一家接一家的小公司，都以北大为旗帜，那个由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缔造的光辉名字，成了讨价还价的筹码。”

曾被许多学生认作北大象征的的三角地也消失了。有北大学生在回忆中写，三角地看起来更加整洁，但“一首诗是无法在电子屏幕上呈现的”。

完成《青春大概》的2008年，彭錞作为毕业生代表，在北大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上致辞。十年间，彭錞出国，回国，离校，又返校。2017年，他再次出现在北大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上，这一次，是作为教师代表致辞。学士帽、学士服换成了西装领带，演讲的题目却仍是《青春大概》的歌词：相信共你没有白活。

彭錞在演讲中说：“这个社会已经准备好了让你快速进入角色的各种条件：科层结构、同行竞争、市场需求。这一切都会促使你尽快定位自己的‘小目标’——客户、业绩、晋升或发表，并走上一条努力让同窗间略带戏谑的称谓‘名副其实’的路。……我真正担心的是：你们会太快完成这场转型，以至于戕害了自己生命的宽度。”

人们喜欢引用鲁迅为校庆27周年所写《我观北大》中的几句话来描述北大：

“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让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

“北大是谁？北大是什么人？”1977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刘震云，在北大国发院2017年毕业典礼上提出这个疑问。

他继而回答说：“他们是民族的先驱者。”“什么叫先驱者呢？当几万万同胞还生活在当下的时候，他们在思考这个民族的未来。”在刘震云看来，没有校歌的北大，仍是有魂灵的，这个魂灵即“黑暗中没有火炬，我只有燃烧自己”。

北大没有校歌，于是，一代代北大人唱出了不同的旋律。这可能正是一种“常为新”，或许，也是一种永恒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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